温州经济空心化的货币根源（M1的扩张到2012年左右就差不多了）
温州经济空心化的货币根源（有段时间没来了，一些近期想法在初步整理中）
作者：某马甲
发表日期：2010-11-23 22:28:00
温州是私营经济做实业起家的前哨，拥有全国数一数二的市场意识。然而近年来，温州GDP的增长速度逐渐落后，实业企业纷纷外迁，经济空心化的趋势日益严重。是温州人的市场意识开始落后了，智慧和嗅觉跟不上时代的变迁了吗？答案是否定的，某种程度上恰恰相反。
从小商品基地到炒房团大本营，温州经济在GDP的指标上是落后了，但控制在温州人手中的价值总量却在不断增长。总体上说，温州人作为一个资本家群体而非一个地区而言（即包括在外的温州人），在整个国家的全体人群中所占有的经济资源比例，正在以高于大部分地区的速度增长（虽然其速度未必赶得上北京的官僚资本和上海的买办资本），温州地区的实体经济在边缘化，温州资本的声音和地位却并未减弱，反而名震全国，以致“温州炒房团”令各地攒钱欲购住房者闻风丧胆。温州经济的空心化本身只是一个影子，是温州人在通过缩减实业投资的扩张速度，腾出更多的资金进入利润更高的房产等行业，并试图冲击金融业、矿业等国家垄断资本壁垒的表现，也是市场嗅觉最灵敏的私营经济通过追逐高利润实现利益最大化的一个缩影。
问题出在哪里？问题并不在温州人的市场意识，也不在智慧、学历或管理水平的不足。问题出在货币本身的产生机制上。
在市场化进展到今天的时候，尚未货币化的资源已经日益稀少了。所以我们可以近似地将所有人、企业、单位持有的货币和存款等近似货币的资产总量视为社会的财富总存量。简化而言，可以用M2作为参照指标来确定我们在整个社会中所占的经济股份。
我们的M2从96年以来，平均在20%左右。这意味着如果我们的工资收入加上手头资产的总增长率如果低于20%，则我们就属于在社会总资源中所占比例下降的群体，我们的社会地位将相对下降。因此，对私营企业而言，问题不是保本、保值、跑赢CPI这么简单，问题是要跑赢M2。然而，我们注意到，我国经济的增长，伴随着两个显著的特征：一是M2与GDP的增长差距越来越大，M2占GDP的比例从80%已经上升到160%，二是工资占GDP的比重越来越小，相对应的消费率越来越低。相对于M2代表货币财富总量而言，GDP更接近于实业活动总量的统计数据，GDP增长大幅落后于M2的增长，意味着实业的增长率赶不上M2的增长率，做实业的人在整个社会所占财富份额比例不断缩水。而工资占GDP的比重越来越小，则意味着拿工资的阶层在社会的地位下降更快，这又缩减了社会的消费率，反过来让实业的利润更加难以增长。如果继续实业投资，整体而言就意味着社会地位的下降，意味着辛辛苦苦数年后回头一看，赚到的利润率被看似游手好闲的炒房团远远甩在后面。（这里说句外话，还有个数据就是税收的增长甚至高于M2的增长，这意味着官僚垄断阶层掌握的财富膨胀最快，因此核心官僚的社会地位上升最快，这是私营资本难以企及的。）
以上问题的结果就是：私营资本最正确、最理性的经济选择是抽出投在实业的资金，转而投入到更符合M2增长方向，从而利润更高的领域，其中主要的就是房地产。发展到最后，很多温州企业维持一定规模的实业生产不再是为了那一点微薄利润，而仅仅是为了通过做规模来获取地皮和相应比例的银行贷款，再把这些资金和资源投入到房产业获取利润。实业沦为私营资本绕过金融垄断分享货币发行的途径，成了炒房团的融资渠道。这样的环境下，多家实业公司共同发起的中瑞财团最后成为大号的炒房团，绝非偶然。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实业衰败、房产高涨的情状？货币发行的渠道和方式是背后的主因。
自从97/98金融风暴以来，我们依靠出口拉动作为经济的主要驱动力，M1增长越来越多地（最后到现在几乎是100%地）依赖于外汇占款的增长，而外汇占款的增长则主要来源于外贸顺差和由此吸引来的资本流入。因此，第一步是M1的发行越来越集中到外贸集中的地区，尤其是江浙沪一带。这一阶段还是以实业为主要获取货币渠道的。但在这一机制下，一方面M1发行的不均衡导致东北重工业区和中西部与东部的差距越来越大，两极分化加剧内需不振，另一方面在产能的扩张碰触到资源瓶颈时，因外汇占款增长而增发的货币难以通过扩大生产贷款的方式充分转为M2，私营资本需要寻找对应的去处，银行也希望找到合适的放贷方式。随着房地产市场化的启动，用土地、房产抵押贷款相比实业的生产贷款更为便利，因此银行和私营资本一拍即合，垄断了土地资源的官僚资本也为自己能从中分得利益而推波助澜。
由于房产业的存货—房产和无形资产--土地都可以凭借评估升值并通过多种形式套取更多的贷款，而实业的存货却面临贬值且通常不能作为抵押物，生产资料投资更是不断贬值折旧，于是，房产贷款比实业贷款更容易增长，且贷款的增长受有效需求的限制更小。于是，当2001年起房市高涨并成为高利润行业之后， M2的增长逐渐从外向型企业生产贷款的拉动，转向房产、土地开发和抵押贷款增长的拉动。M1的增长带来的存款通过房地产业膨胀开来并转化为更高速度的M2增长。在现行统计体系下，房地产的价格增长大部分未被计入CPI，而房地产除建设的成本部分进入GDP循环外，持有期间增值的部分却并不反映为GDP的增长。于是我们前面提及的M2的增长超过GDP+CPI，在这里找到了答案：之间的巨大黑洞，正是房地产价格在一次次M2扩张中所膨胀的部分。
以上这样的货币发行机制，导致需要从向消费者出售商品换回货币的实业，获取新发型货币的难度落后于贷款方便、膨胀更轻松的房产业。当房产业成为M2增长的主要渠道时，在新增长的货币财富中，倒卖土地的政府、开发商和炒房团借助银行的杠杆获取了其中越来越大比例的份额。整个实业相对衰落了，尚能保持接近M2增长速度的外向型经济部分也仅仅是依靠汇率造成的国际价差在维持利润，在资源紧张和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下也岌岌可危。作为市场先驱的温州人，在这样的环境下从实业转向地产扩张，无疑忠实地反映了利益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原则。谁在M2的发行中获取最大的比例，谁就取得更大的实际利益这一市场逻辑温州地区实体经济增长乏力正是温州资本从实业中抽身并冲向各地房地产业的表现，并不意味着温州私营资本家财富增长速度的放缓。相反，正是因为“及时转型”，追上了M2的扩张方向，温州私营资本家作为一个群体而非一个地区而言才从中获得了超越其他很多地区的财富数额。因此，温州的空心化和温州本地的GDP增长乏力，不是温州人的市场眼光出了问题，而是整个货币发行系统的运行模式使然。
这个体系本身的原生动力是外汇占款的增长，以及随之而生的M1增长。随着通胀的加剧和人民币升值的深入，人民币的购买力平价正在失去优势，因此M1增长的动力也正在丧失。当驱动一个系统的原动力走向停摆的时候，M2将通过什么方式扩张来维持经济稳定？如果在系统停摆时不能找到新的途径来保持M2的增长，那么一场混乱或将不可避免。
从美国政府大量购买房贷坏账，并最终由美联储通过量化宽松印钞票接手来看
只要道德风险得不到解决，那么银行增发房贷就等于是开印钞机印钱，而且印钱的速度可以远超过实体经济扩张速度。
在扩张中，银行的经营者获得奖金和红利、政府获得税收和出让收入，炒房者和开发商获得暴利。试想还有什么合法途径比这更容易获利呢？
最后泡沫破灭了，则先由次贷买单，次贷不行了，由刚需买单，刚需破产了，通过政府由全体纳税人买单，政府赤字太大了就通过铸币税，让全体净持币人（即持币-负债为正值的存款者）买单。
美国由于是国际货币，且美国人大多是负存款，所以这个循环里的“全体持币人”基本在国外。所以美国可以通过QE\\QE2\\QE3不断地让外国人买单，买到美元不行了外国人不要了为止。
可是中国的工薪大众大多是高存款率的，所以这个“全体持币人”基本在国内。
中国如果房贷泡沫破灭只能让持币的人买单。
既然汇率迟早要通过升值或通胀恢复平衡，则建立在汇率差基础上的经济迟早要停摆，因此建立在外汇占款增长基础上的M1增长和建立在M1增长基础上的M2增长也迟早将会停止，信贷扩张的泡沫必然破灭。这时持有人民币的外国人无疑有最充足的动机换回外币逃离中国，持有绿卡的官僚和金领也有他们的途径逃离中国。但人民币无法逃到国外去，所以留在国内的人民大众就要总买单了。
大富翁游戏的英文始祖名字叫MONOPOLY，就是垄断
我们生活在一个大富翁游戏的社会，银行作为一个整体永不破产的道德风险之下，房价永远是上升的，贷款的整体上来说总能击败不贷款的。因为印钞无限，地皮有限。
游戏的结局和玩大富翁的结局一样，就是玩家之间不断两极分化，最后少数玩家达成垄断。那么垄断到最后，别的玩家都破产了以后呢？没人付给垄断者过路费和房租了，没人买他的房子和股票了，游戏经济停摆，然后呢？
答案是游戏结束，泡沫破灭，现实开始了。
按现在物价上涨的速度加上人民币升值的速度，动力下降到无法推进运转不需要太久。
现在就是按人民币价格计算，美国多数城市的房价也已经比我们的同级别城市要低，汽车电脑等大宗消费品也都要低，品牌奢侈品更不用说。基本上只有日用品还比我们的国内生产价格高了。随着资源价格的高涨和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以及人民币的升值，这个“高”也在不断缩水，但由于缺乏可靠的统计数据，还难以判断何时到达0的程度。尽管如此，除非人民币一次性大幅贬值，否则这缩水的过程并不存在“反复”。
关于有没有其他动力来推动M2扩张，这也正是我发这个贴想要讨论的重点问题之一。地方政府通过项目城投公司扩张的无抵押信用贷款可能是其中的一部分，但这信用实际上很大程度来源于地方政府的卖地收入，没有卖地收入的话城投公司的贷款扩张很快就会因为没有还款来源而中止，所以这也不算个其他途径。
到底还能维持多久？这取决于人民币的升值速度+通胀速度+房贷扩张速度。在资源已经出现瓶颈的前提下，汇率低估创造的空间是有限的，所以以上三项速度越快，汇率低估的空间就缩减得越快。如果M2维持现在20%的扩张速度而GDP只保持8%增长，则每年消耗的汇率低估空间大致是12%，加上人民币放开升值以来保守估计的每年人民币升值3%，也就是每年15%。我们国内出口部门（主要是制造业产品）的物价折合成美元，和当下的美国相差多少个15%呢？大体上这就是动力衰减到0的年数了。当然，停摆的时间可以比这提前（如果持有RMB资产的自有资本提前撤离的话），但动力一旦衰减到0，没有新的增长点就很难再把停摆推后了。
有兴趣的可以算算看。我们的炒房岁月还有多少年。
因之前在国外求学，所以接触的多是些国外的数据，所以最初是对2008年的时间窗口比较敏感的，预计也是金融系统在2008前后走向逐渐解体。现在看来，这一判断对欧美世界而言基本是准确的，而对国内的话还要考虑到我们的相对封闭体系和低估的汇率所留下的腾挪空间。
现在中央一方面无法摆脱依靠房贷扩张M2的方式，一方面又很害怕房价上涨过速和人民币升值把M1的扩张空间堵死。所以采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政策，本质上只是在试图让一个运行基础决定了必然解体的系统维持得更久一点而已
我个人预计，M1的扩张到2012年左右就差不多了。
通胀归根到底是一种货币现象，是货币的扩张超过了实体经济扩张速度的结果
正如对抗浪潮或者冲浪，或者干脆远离海滩一样
对抗通胀，或者积极投身于M1、M2扩张的地方，冀图通过间接参与货币增发来获取相比于他人的更多经济份额，或者远离纸币，回归自然货币（金银）。
前者更快地跑赢通胀但代价是承担了信贷泡沫破灭的风险，后者更为稳固但代价是跑赢通胀的速度较为保守。
为什么对整个系统的运转动力能够维持的时间预计很不乐观？
可以参考最近的一个消息：深圳的主妇们周末跑到香港去采购柴米油盐。这对于我们而言是个很糟糕的信号。如果香港的日用品已经比大陆的便宜，我们这个系统的价差动力还能维持吗？
2005年汇改以来，在外贸总额增速并未大幅波动的情况下，顺差却以翻倍速度连续增长到2008年，进而带动外汇占款连续增长，构成了这三年中M1的增长主要部分和股市、房市资金的根本基础。外贸总额增速没有大幅波动，顺差何以能够大涨？从年度净出口换汇总额和进出口物流总额统计的差距来看，其中近半是以外贸名义进行的、无实体生产的虚假交易，换句话说这部分也就是借贸易渠道进入的热钱。
热钱与实体贸易顺差积累的M1在稳定性上有很大区别，如果在房市股市都难以获利，就难免以类似的渠道反向流出。自2008年金融危机起，我们的外贸顺差增速已经明显下降，至今年10月仍未恢复（少于09年同期）。一旦M1增量中的热钱转向外流，很有可能在实体外贸尚未完全终结顺差的情况下，就提前导致名义上的逆差，进而导致M1的缩水，这时系统原本运转的基本动力就将丧失殆尽了。
我们的货币发行机制，并不是一开始就以外汇占款为M1主要增长途径的
刚改革的时代，主流的M1增长途径是央行向银行贷出货币，银行向国企放贷，国企组织生产，通过发放工资和采购等途径将M1货币推入社会。由于全国工资水平比较平均，因此这时的M1货币投放途径相对也比较平均，大部分能转化为有效需求。一旦由于政府财政赤字向央行借款弥补等原因发生不可逆的过度投放，就很容易引发物价上涨。随着民企在效率方面逐渐胜出，国企的贷款更多地向民企的利润流动，国企陷入三角债危机。93-94前后，国企已经难以为继，这条M1投放途径濒临断流。正是在这一时刻，朱作出了通过外向型经济，以贸易顺差、外汇占款作为M1主要增长途径的新方式，国企大量解体，下岗工人成为第一次经济停摆的牺牲品。
这一货币循环模式延续至今，并在过速增长的2003-2008年催生了新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地产信贷扩张，M2也增加到了赶英超美的水平。在这一循环体系中，生存着赖以提供工作机会的外贸工厂工人、建筑民工，赖以获取利润的外贸企业、房地产开发公司和建筑公司，赖以获取出让收入和税金的政府及其公务人员。对比一下上一次停摆时的国企系统下岗员工，想象一下当今这个经济系统停摆时的样子，或许我们将有所悟
最大的风险不在于停摆本身，而在于停摆之后的新循环体系将如何建立，以及如果长期找不到新体系时的状态。日本某种程度上仍陷于上一次停摆带来的巨大震撼中，尚未找到出路，或许我们也应该提前预估一下我们的系统--一个正在加速燃烧自己的生命因而已不能维持多久的循环体系，在停摆之后应该如何重新启动。
这也是本次发贴希望与诸位共同研讨的重点问题。
如果我们能够找到重新启动的方向，则我们可以提前布局，正如下岗的职工在随后的外向型经济模式大潮中看准方向也可以成为弄潮儿一样。
如果重新启动像日本一样艰难，则我们可能需要从全球的角度，寻找新的增长模式，正如日本的企业在本土的萧条中仍可以通过境外投资维持和扩张势力范围一样。
如果全球都无法找到启动货币循环的新模式--这也是最值得担心但完全有可能发生的情况--则这样的情形通常以全球秩序的解体、持续战争以及全球货币循环系统的重新构建而告终。我们的近代史上之前不是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情形，最终以二战和战后重建货币体系而结束。如果情形向这个方向发展，则我们可能更多需要的是如何在这样的情况下自保的途径。
随着M1增长动力的减弱，建立在M1基础上的M2扩张（当前主要动力是房产）也不可能长期持续。这一点不仅仅是我们可以预见，当权者知道得更为清楚。
93-94年国企开始停摆以来，随着人民币的大幅贬值和外贸之门的全盘敞开，民营资本与官僚资本在巨大的利益面前通过国退民进的狂欢而实现了一段时间联姻，民营资本的社会地位一度有了较大提升。然而现今，这蜜月期已随着政权通过央企重新走向金融、资源和土地的垄断而成为过去。
狡兔死，走狗烹。民国末年上演过的、经济困难状态下资源和金融资本与政权联手、逐步吞噬民营实业资本的时代，如今又有重现的态势。我们读过的《子夜》描绘的正是这样的场景。
当然，历史虽然总是重复，但从不简单地重复。我们
05-06年，曾在论坛讨论过“发展和进步”作为一种意识形态隐伏的悖论。
实际上，社会只是在演化，而并不是在朝着一个单向不断进化。正如最简单的病毒并没有被更为复杂的生命形式所简单取代一样，复杂社会的产生和演化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越来越进步、持续长期发展”的过程。发展和进步并不是历史的常态，而是特定时期的相对现象。恰恰相反，当社会的运行结构复杂到一定的程度，以至用于发展和进步的投入愈来愈大，新的投入无法获取成比例的边际产出之时，复杂社会将会丧失进步和发展的基本动力，社会的运行开始消耗自身赖以生存的组织资源，最终无力抵抗去复杂化倾向的侵蚀走向解体。
随着技术的积累，按照资本追求效率的本能，容易开发的资源总是首先得到开发，因此新的资源的开发通常总是比原有的资源需要更高的研发和生产成本。而研发和生产时，容易产生效益的技术总是首先得到应用，所以随着研发和生产的深入，技术本身的开发成本也同样有边际效益递减的趋势。政府本身也是如此，随着社会分工的日益细化和管理成本的不断提高，政府从最初简易的自治组织逐步扩张为强大的中央政府，官僚机构不可避免地走向人员扩张而新增管理效益下降的临界点。当政府发展到其发展无法维持足够的新增收益以维持社会经济循环的扩张时，大政府提供的保护和收益对绝大多数人而言将成为难以承受的负担。当这一趋势从基层扩展到掌握社会经济资源的阶层时，对不同社会形式的探寻将逐渐获得不同形式的支持，这反过来又在瓦解大政府本身的意识形态基础。
因此，在大政府时代的末期，多出现道德沦落、社会成员对社会本身丧失认同等“文明失落”的现象，与之伴随的往往是镀金时代的发展顶峰，一个时代光辉的终点。越过这个顶点，我们将会看到发展与进步的另一面，最终承受不起发展本身的负担，而寻求能够在衰落期起到逃避”发展扩张“这一意识形态盘剥的的意识形态。这一意义上，”可持续发展“口号的提出只是一个转折，
，类似”孤立主义“、”生存主义“乃至”可持续不发展“的意识形态将逐渐发出更有吸引力的光彩。换言之，当社会的发展已成为个体生存的敌人时，、”无为而治“的理念将深入人心，而对”小国寡民“、”桃花源“的向往将取代”发展、进步、最大化“，成为衰落时代意识形态的新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