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眼中的文革，我眼中的毛泽东
二两 2012.9.8
这是篇旧文，说的是旧事和故人。文旧，不代表心旧，心从旧事和故人那儿吸取了养分，就能发出新芽。什么时候发芽，当然是合适的时候呀。
1966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旨在打倒党内的走资派，解放群众思想。
打倒，这个词汇虽延续自新民主主义革命，但这次是针对人民内部矛盾的。走资派，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泛指解放后以权力纽带、儿女姻亲和曾经的上下级关系板结而成的、具有代表性的新型官僚体系。
由于新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制度，以人民币承担社会发展基础，因此国家的“资源与军力”高度凝聚，用来集中力量办大事，并以此回馈“人民信用”。这是以毛、周为核心的中央领导确立的基本构架，也是新中国独立于资本主义丛林的法宝。
不难看出，新型官僚体系掌控着“资源与军力”，即国家资本的具体走向。
这个体系若能将公利，也就是人民利益放在首位，则人心所向，国运昌隆，亦可兼顾到私利；这个体系若将私利放在首位，则滑向资本主义的速度和程度将超过蒋介石时代——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时代，蒋只能与各地方的军阀达成妥协，与西方资本达成妥协，而根本不可能集中全国的“资源与军力”走自己的路。毛泽东深知这点，而且，他历史巨人般的犀利眼光，已照见了新型官僚体系的惰性和贪婪。
惰性，主要体现在新型官僚体系对外的麻木——即对资本主义的吃人本质缺乏警惕，对其虚伪的繁荣抱有幻想。“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就是这种麻木的具体体现，也是对建立独立自主工业体系在内心深处的疑虑。
贪婪，主要体现在新型官僚体系对内的骄躁——即对国内的社会主义改造缺乏耐心和信心。先是幻想以战争组织方式将全国经济一刀切，鼓吹“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当地方小官僚们的虚报和浮夸在现实面前碰得头破血流之后（毛还揽下部分责任，以维护集体形象），高层的大官僚们又180度反向调整，开始放任自流，鼓吹“三自一包，四大自由”，幻想重新按照新民主主义方式——小农、小工、小资产阶级和谐共存的方式——无为而治地进入社会主义，再从社会主义自然过渡到共产主义。要么顶，要么丢，要么气冲，要么气馁。
其实，中国文化从来不曾把内和外截然分开，内和外构成一个事物的整体，可以互化互生。中国以社会主义立足于资本主义险恶丛林，不可能自娱自乐过家家，必然以社会主义制度和举措梳理国内经济。内部若梳理得当，就会形成外部延伸和影响——在外部资本主义丛林中，创建新的、国际社会主义的内部阵营；新阵营之间的政、经多边往来，又促进国内协调发展，反过来对资本主义构成外部压力。外交即内政，内外相合，上下相随，方为化境。
所以，毛泽东透过新型官僚体系的惰性和贪婪，已察觉到这个执政群体内外失调，内执外妄；表面上是眼界狭隘，本质上是私字顶头，不愿担当——所谓病在腠理。若任其进一步发展，中国上千年的官本位特色就会结合资本特色，而形成官僚资本主义——所谓病在肌肤。官僚资本主义的反人民本性，必将导致中国以加速度成为西方资本的附庸——所谓病在骨髓。毛把新型官僚体系戏称为“走资派”，说的就是这种趋势。
请注意，毛说的是资本主义趋势，不是说资本主义；说的是走资派的资产阶级思想，不是说他们已经成为资产阶级。因为，“走资派还在走”，还在发展，形成了一种趋势，一种极其危险的、有可能变得比蒋介石时代更坏的趋势。
当73岁的毛泽东决心以粉身碎骨的代价去矫正中国共产党前进的方向时，68岁的周恩来是第一个觉悟者。周作为一名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出生入死视之平常，何况毛准备做的事，也是他一直想做而担心做不到的事。如果说，毛是从哲学高度和全球战略角度考虑中国必须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周则更多是从与西方的直接接触中感受到了资本主义对新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围剿（甚至羞辱）——这种围剿丝毫不亚于当年蒋介石对红军的围剿，而要冲破围剿，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可能做到的。
觉悟者，佛。要是把毛视为拈花的释迦，那周就是微笑的迦叶。“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付嘱摩诃迦叶。”对于文革的发动，二人有着高度的默契。
周之太极，神鬼莫当；毛之大道，乾坤挪移。中国革命，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没有这二人是不可想象的。社会各界对周在文革中的评价历来诡异，多因其手段莫测；而毛对周是宽容的，因为目标一致。
正因为如此，西方敌对势力后来绞尽脑汁要把毛周拆开——先质疑周，再把周抹黑，从而达到抹黑毛的目的；毛周都黑了，他们以下的接班者无论是谁，都是黑五类，臭狗屎，执政党自然失去了合法性——这是西方当仁不让的对华战略。
最先实施这一战略的人是下台后的尼克松。
他在回忆录（尤其是中文版）中表面上深情缅怀已故的毛和周的伟人风采，字里行间却夹杂着一些精心雕琢的、充满悬疑的描述。例如，毛在会面时，把中美关系甩给周和基辛格，只和他海阔天空“谈哲学问题”；而周总是“小心翼翼地把聚光灯对准毛，自己躲到阴影里”。读者的脑海中会出现什么样的形象呢？毛简直就像个夸夸其谈不着边际的帝王，周分明就像个唯唯诺诺的谄媚奸臣。
实际上，尼克松访华前在关岛落脚时就放出了试探气球，他说，期望同毛和周的谈话从哲学的角度来进行，而不是只集中讨论眼前的问题——现在他只写出毛的回应，味道就全变了。当周恩来突然通知尼克松毛要见他时，他和基辛格兴奋得就像小学生要出门郊游，连刚想洗个热水澡都忘了，也不通知随行的美国国务院高官就直奔中南海；与毛会谈时，尼克松坐得笔直，半边屁股悬在沙发之外，聚精会神地聆听对手的高论——这些，他当然不会写在书里。
尼克松算个高手，他知道别人看他的回忆录就对细节感兴趣，在这里下药效果显著。果然，以港、台为基地，内地的非毛、反毛集团立即就顺着这一药效“扩大战果”。从此，毛的形象变得越来越暴虐跋扈，喜怒无常；周变得越来越阴阳怪气，忽明忽暗。直到《私人医生》和《太沉重》这两本书出现并流通，海内外反动势力对毛周的侮辱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其实，出现这种局面的可能性毛周早就料到了。文革伊始，毛泽东在写给江青的一封信中说，“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那也没有什么要紧，物质不灭，不过粉碎罢了。全世界一百多个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主义了，马克思、列宁也被人们打得粉碎了，何况我们呢？”周恩来更甚，骨灰都不留，扬了。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不错，一些中共高级干部是经过层层考验才走上领导岗位的，毛曾对他们寄予厚望，放手培养，但他们眼界之局促，执妄之深重，担当之轻薄已被实践反复证明。毛深感失望，周也清楚这点。这绝不是平常的岗位交接，而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权力棒交接。是安享晚年，含饴弄孙？还是中流击水，浪遏飞舟？毛周经过慎重思考，给出了文革的答案，一名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者的答案。仅凭这一点，我们都该对他们肃然起敬。
发动文革的原因并不复杂，走资派还在走。
文革的过程也不复杂，群众动员，官僚弹压；复动员，抵抗；再动员，投降。
文革的结局更不复杂，周毛一去，左下右上，文革结束。
复杂，就复杂在文革中形形色色的人，和他们之间相互发生的事。
蠢蠢欲动的，伺机蛰伏的，两肋插刀的，以邻为壑的，光明正大的，野心勃勃的，忠诚无畏的，公报私仇的，仗义执言的，剪除异己的，坚韧不拔的，首鼠两端的，实事求是的，奸言谄媚的，勇担大任的，狐假虎威的，顾全大局的，吃里扒外的，随波逐流的，垂死挣扎的，……等等，自新民主主义革命以来，一切参与或被卷入人民解放事业大潮中的人，连带他们的政治理念、斗争经验、生活哲学、以及盟友和信众，在建国17年后的共和国舞台上发生了最激烈的碰撞，乃至发热、溶解与化合。大风起兮云飞扬，你方唱罢我登场，每个人都得到了自己想要、不想要或不得不要的结果。
文革就像一个大磁场，毛和周好比磁场的两极，通过磁力线作用于上述形形色色的个体，从刚开始的无序、冲撞和混乱中，升华到整体的大治。一些位高权重的老战士由于种种难以言述的自身和外部原因，在文革中遭受委屈甚至迫害，但他们并没有把一腔怨气都撒到毛周身上。因为，毛关注原则和趋势，周维护格局和平衡，二者互为整体，无法左右细节的生成。
当然，毛周在文革中并非完全置身事外，也有自由出入的时候。入或出，是调整的需要——本着治病救人、教育团结的原则，顺着群众觉悟的方向，加以调整。古人云，“大圣之治天下也，摇荡民心，使之成教易俗，举灭其贼心而皆进其独志。若性之自为，而民不知其所由然。” 若按此论，毛周堪为二圣。
党内的走资派倒了。更重要的是，“强调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大众政治和民主理念不但在国内深入人心，还冲出国门掀起了世界性的反资本主义浪潮，从亚洲到非洲，从欧洲到美洲，红色印记随处可见。日本前首相菅直人就是当年东京工业大学红卫兵运动的领袖，他曾发誓要“铲除罪恶的资本主义制度”，“打倒日本资产阶级及其统治集团和美帝国主义”；直到2010年，他还在街头演说中赞扬毛泽东的独立自主的外交路线。
文革的第五个年头，1971年10月25日，第二十六届联大以压倒多数通过了恢复新中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驱逐台湾的提案，非洲兄弟把我们抬进了联合国，这意味着西方帝国主义以围剿、制裁等方式强加给我们“闭关锁国”的恶名瞬间破灭了。
我重申一遍，1971年才是新中国真正开放的元年，也是人民币面向世界的元年。
可以说，文革切断了华尔街在中国寻找资本代理人的一切途径，使人民币信用达到了建国以来前所未有的历史高点。它给美国社会金字塔尖——撒旦之眼光芒背后的群体带来的压力，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超过了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本身；它逼迫西方金融财阀们不得不做出两个惊世的举动，一是废除金本位，二是派尼克松访华和解。（我在《中国革命埋葬了金本位》一文中有详细描述。）文革对于人民币未来的大雄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任何有意忽略或掩盖这一点的人，都将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
人于天地，白驹过隙。周毛一去，左下右上，文革结束。简单的结局。
这个结局既不是左派说的毛周对右派心慈手软，不是，因为毛周的原则就是治病救人，自觉自悟，而非斯大林那样肉体消灭——对邓的处理“保留党籍，以观后效”就是明证；这个结局更不是右派说的十年浩劫，民不聊生，人心思变，不是，真要是那种局面的话，蜗居台湾的中华民国必定仍然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邓复出后，依旧在联大高举毛的旗帜也是明证。
文革的结局并非处于自身的原因，而是中共领导机制确实存在结构性的缺陷：权力交接容易出现巨大的缝隙，一旦有意外因素插入，则天平瞬间失衡；领袖的选拔则寄希望于再次出现毛周这样罕见的船长和大副——这是危险的缺陷——毛周一去，包括邓在内的几代人都不是西方对手；并且，这一缺陷不但没有弥补，反而还在进一步塌陷。
当然，我们不能苛求于毛周，因为这正是前人留给我们未竟的事业。
我之所以把文革的结束称为结局，而不称为结果，因为它就像比赛中的一个局点，并没有形成最终的果。每一个投身文革的“过来人”（更不用说那些弄潮儿），几十年来都在反思自己的所作所为，所得所失。极少数人，带着怨恨投向了敌方的怀抱，成为不折不扣的汉奸走狗；一小部分人，以声色犬马“补偿”逝去的时光，成为行尸走肉；另一小部分人，仍不厌其烦地向别人展示自己的伤口，成为无病呻吟的患者。
然而大多数人，最终选择了站在人民的队伍里，因为他们原先就是人民的一员，他们把“文革老三篇”的《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和《纪念白求恩》当做自己修行的法门，并将其精华吸收到到自己的基因中——中国的希望在他们肩上。
《纪念白求恩》中说，“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这哪里是政治文章？这分明是佛，也就是一名觉悟者，对凡人的开示！
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者，是应该看一些佛经的，这样才能淡泊名利生死，更好的体会毛周二圣对于破执去妄的言传身教。而一名真正的佛家弟子，倒是应该认真读读“文革老三篇”，这样才能结合中国的现实“与时俱进”，在为人民服务的过程中感受无上正等正觉，渡己渡人，到达智慧的彼岸。
政治的文革结束了。
心灵的文革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