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杂谈]自9月13日开始记录国内外经济新闻大事(转载)

昭名 @ 2011-04-20 17:08:23

　　美空头基金创始人查诺斯对赌中国房地产泡沫破裂
2011-04-20 16:16来源：《英才》杂志【大中小】
　　提要：不管怎样，今年2月，查诺斯宣称已募集了2000万美元的离岸基金，对赌中国房地产泡沫破裂。汪涛则告诉《英才》记者，中国房地产价格不会下跌30%，因为中国的购房者并没有债台高筑，市场不会形成恐慌性抛售。
　　
　　　　对赌中国
　　
　　 “我永远不会做空一个有两万亿美元储备的国家。”《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曾在专栏里写道，当时的背景是世界上最大的空头基金公司Kynikos Associates创始人詹姆斯·查诺斯(James Chanos)正大肆宣扬中国经济“崩溃论”，扬言“中国资产泡沫比迪拜要严重1000倍。”
　　
　　　　这位因做空安然而声名大噪的“空头大师”发布中国经济“崩溃论”之后，亦有质疑者嘲讽道，“一年前他还拼不出China这个单词，而现在他却成为了中国经济问题专家。”
　　
　　　　不管怎样，今年2月，查诺斯宣称已募集了2000万美元的离岸基金，对赌中国房地产泡沫破裂。
　　
　　　　在“做空中国”的道路上，查诺斯不乏同伴。Eclectica基金掌门人休·亨德利(Hugh Hendry)亦募集了专门做空中国的“中国问题基金”(distressed China fund)。此外，来自德克萨斯州的私募基金Corriente Advisors与来自伦敦的Pivot Capital Management等均在做空队伍名单之列。
　　
　　　　虽然做空中国的言论很凶猛，但这些基金做空中国的手段却显得曲折与温和。首先，这些基金无法畅通地进入中国内地的资本市场；其次，中国经济的表现还不错，如果采用激进的做空策略，爆仓的风险极大。
　　
　　　　查诺斯表示，他会做空那些从中国房地产泡沫中获益的行业，如做空向中国出口大量资源的澳大利亚和巴西的货币及相关的企业。亨德利则承认，“做空中国很困难。我可以去中国做空股票，但那样波动性太大，损失没有限制。我也可以做空铜等大宗商品，但损失也是没有限制的，所以我不喜欢。”
　　
　　　　因此，看跌期权和信用违约保险等衍生品成为了较为稳妥的做空手段，这种手段限制了做空的风险，只需静待“黑天鹅”的出现。哪怕黑天鹅不出现，只要风险因素增加，做空者亦可从看跌期权和信用保险的升值中获利。
　　
　　　　亨德利购买了针对新日铁(Nippon Steel)等公司的信用保险，他预期，随着中国需求下滑，日本会出现出口引领的经济放缓，导致大型制造公司间的信用利差大幅扩大。
　　
　　　　“金融市场上总有人看多有人看空，只有这样市场才会有流动性。”全球宏观对冲基金Armored Wolf首席投资官John Brynjolfsson对《英才》记者说道。瑞银证券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汪涛(专栏)也表示，同一时期，国外总有一些基金很看好中国，也有一些基金很不看好中国。
　　
　　　　那么以查诺斯为首的这些“空头大师”们为什么很不看好中国？他们嗅出了什么蛛丝马迹？
　　
　　　　做空依据
　　
　　　　查诺斯的做空依据主要有三点：首先，中国的投资占经济增长的比重过高，表明中国投资过剩；其次，中国近年来固定资产投资的很大一部分投向房地产，而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是一个巨大的泡沫；最后，中国的银行长期以来负担着为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提供资金的任务，房地产泡沫与地方融资平台最终会拖累银行，造成经济危机。
　　
　　　　查诺斯认为，中国的投资占GDP的比重已高达70%，这在发达经济体是不可想象的。但也正是这个数据，表明查诺斯对中国的了解不够全面。70%是用中国统计局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与GDP相除而得。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郑超愚告诉《英才》记者，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并不能代表中国GDP统计中的投资需求，两者的统计口径不一样，而且还有价格因素。
　　
　　　　“拿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来代替GDP构成中的投资需求是一种误解。中国高储蓄、高投资是真的，但并没有那么高。2009年投资占GDP的比率是47.7%，2010年还没有出来，但也会在50%以下。”郑超愚告诉《英才》记者。
　　
　　　　“基础设施方面很难去说现在已出现过剩，不可能说等到来不及了才去建设，否则成本就会很高，也会制约经济的发展，不排除有些地方有盲目建设的现象。”汪涛告诉《英才》记者。
　　
　　　　郑超愚也认为，基础设施投资适度超前是可以允许的，同时中国过去的投资中，基础设施这块其实有些滞后，如果再考虑到短期反危机必须的投资刺激，基础设施投资并没有过多。
　　
　　　　“很多国外投资者搞不明白的是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中国核心商圈的房价与伦敦、东京、纽约等世界上最贵的城市相当了，但中国这些城市的平均收入却要比以上城市低很多。”Brynjolfsson告诉《英才》记者，“国内资金出去比较难，因此逼迫投资房地产。”
　　
　　　　在看空者眼里，资金堆出来的高投资并不是真实的需求，而是一个巨大的泡沫。查诺斯等人常用来证明中国固定资产投资过剩的例子是内蒙古的鄂尔多斯。鄂尔多斯被描述成为一个巨大的大漠空城——房地产等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很大，但人烟稀少。但用鄂尔多斯现象来概括中国的固定资产或房地产投资显然缺乏依据。
　　
　　　　银行风险可控
　　
　　　　“看空的人担心的是中国向房地产贷款的银行的资产质量。”Brynjolfsson告诉《英才》记者。除了房地产之外，地方融资平台或地方政府债务是人们担心银行资产恶化的另一主要因素。
　　
　　　　惠誉国际信用评级有限公司认为，由于创纪录的房贷和房地产价格暴涨，中国在2013年中之前爆发银行业危机的风险为60%。彭博社援引亚洲经济咨询公司的研究结果称，中国的信贷狂潮可能导致总计4000亿美元的坏账。
　　
　　　　但根据瑞银集团估算，中国(城镇)住房存量约占2010年GDP的75%，与2006年次贷危机爆发前美国170%、德国270%、日本200%相比并不算高。中国还没有走到房地产泡沫即将崩溃的那一步。
　　
　　　　与房地产泡沫的承受能力相关的还有两个因素：一个是房地产市场的杠杆率；另一个则是经济增长的速度。
　　
　　　　“两会”期间，银监会主席助理对外界宣称，经过压力测试，中国银行能够承受房价30%的下跌。
　　
　　　　郑超愚告诉《英才》记者，“房地产价格若下跌30%，正好把购房者的首付给跌掉了。”中国购房者购房时30%-50%的首付成为了银行房地产贷款的一条安全边界。此时的首付，恰如期货交易中的保证金，只要房价跌幅不超过30%，购房者即不会爆仓。
　　
　　　　汪涛则告诉《英才》记者，中国房地产价格不会下跌30%，因为中国的购房者并没有债台高筑，市场不会形成恐慌性抛售。
　　
　　　　同时，由于房地产具有投资属性，这也决定了房价里包含了投资者对未来经济增长的溢价。正如收益高增长的股票可以获得一个比较高的市盈率，高增长经济体的房价也意味着会有一个比较高的房价收入比。
　　
　　　　政府债务或对银行资产造成的影响又如何？
　　
　　　　根据财政部的数据，中国中央政府的债务占G D P的比重仅为17%。如果加上地方债务，据渣打银行(Standard Chartered Bank)中国经济学家王志浩(专栏)(StephenGreen)估计，中国总负债占GDP的比例高达77%。
　　
　　　　实际上，就政府债务承受能力而言，虽然债务规模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政府的再融资能力。这也就是为什么日本政府的债务水平远高于欧洲国家，但并没有爆发主权债务危机的原因，因为日本政府依旧可以以较低的利率继续获得融资。
　　
　　　　“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这么快，对债务有一个自然冲销的作用，即使中国政府靠债务滚动，借新债还旧债，利率在5%-6%，而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最差也能达到7%-8%。”郑超愚告诉《英才》记者，只要政府不滥用赤字，维持政府公信力，中国政府未来的债务滚动不成问题。
　　
　　　　中国2011年预算赤字设定为2%，与2010年2.1%的实际赤字率相比，已经有所收紧，而国际上一般认为的赤字警戒线是3%。
　　
　　　　摩根士丹利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王庆认为，由于中国政府在经济生活中充当了远比其他成熟市场国家更重要的角色，其对经济和资本市场的潜在泡沫通常表现出比市场机制更低的容忍度。因此，在资产价格泡沫远未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之时，政策制定者就已出台政策措施挤压泡沫。
　　
　　　　看多理由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金融系教授Michael Pettis撰文指出，巨额的外汇储备其实是一种经济病症而不是金融稳定的保证。
　　
　　　　Pettis认为，上世纪20年代末的美国与80年代末的日本在经济崩溃之前都曾经历过一个相似比例的外汇储备规模，美国当时的黄金储备占全球GDP的5%-6%，日本当时积累的外汇储备规模也接近全球GDP的5%-6%。
　　
　　　　中国当前的情形与此有些相似，2010年12月底，中国的外汇储备规模为2.85万亿美元，占全球GDP(61.96万亿美元)的比例为4.6%。这些储备资产通过贸易顺差与资本流入形成。
　　
　　　　Pettis认为，创纪录的外汇储备造成了国内的流动性过剩与产能过剩，前者刺激了国内的资产泡沫，后者则需要别的国家吸收规模巨大且不断增长的贸易赤字。
　　
　　　　这两者总有一天会无法持续，但也无法就此认为中国经济必有一劫，特别是在决策当局已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之后。
　　
　　　　“并不是每个经济体存在问题就会以危机的方式表现出来，这不是一个必然的推断结果”，社科院金融所金融实验研究室主任刘煜辉对《英才》记者说道，“你像日本也有结构性的问题，过去20年一直在做艰难的调整，但整个经济也没有崩溃，其竞争力还是很强。”
　　
　　　　中国若要未雨绸缪，便需要主动地推进经济结构的转型，从源头上解决流动性与产能过剩。在这个经济转型的过程中，风险与利润同在，与查诺斯等看空中国的投资者相比，看多中国的海外投资者更多、更直接，令中国金融监管者头疼的热钱涌入便是一条证据。
　　
　　　　高盛资产管理公司主席奥尼尔在3月8日发表讲话称，目前是进入中国股市的好时机，预计中国股市将在2011年底进一步上涨15%，并且认为中国新的牛市已经拉开帷幕。
　　
　　　　奥尼尔向外界表示，“中国的通胀问题并不像市场担心的那么严重。我认为中国正在逐渐恢复经济平衡，减少经济对外部需求的依赖，并刺激国内消费。”
　　
　　
　　

昭名 @ 2011-04-20 19:41:24

　　韩毓海：迎接中国的“欧亚大陆时代”

　　　　采访者：《上海国资》萧武
　　　　受访者：北京大学教授韩毓海
　　
　　　　1. 您在09年的时候出版了《五百年来谁著史》，以长时段的眼光来看待历史，而在新出版的《天下：包纳四夷的中国》里，您又重点论述中西部发展对中国的重要意义。如果以长时段的眼光来看，西部对中国的战略意义主要体现在哪里？
　　
　　　　《天下――包纳四夷的中国》更侧重于空间、地理和结构塑造，即从空间角度去反思我们的地缘政治观念和国家发展战略。因此，我个人认为有两个问题值得特别强调：一，内陆欧亚（Eurasia）是世界上最大的一块大陆；二，“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 （Inner Asian Frontier of China）恰处于内陆欧亚的核心地区，它包括：东三省、蒙古高原、黄土高原的北部、大西南地区、新疆与西藏。而大西北和中西部地区便是其中重要的部分。
　　
　　　　19世纪以来，围绕着内陆欧亚“陆权”的争夺，始终是国际地缘政治的要害。英国殖民印度，是为了实现“欧亚帝国”的构想，沙俄南下东进，越乌拉尔山而至大海，是为了与英、美、德、日争夺内陆欧亚的霸权；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无论是日本的北上，还是法西斯德国跨过多瑙河的东进，特别是当今美国的中亚战略 ――世界列强锋芒所指，无不在争夺内陆欧亚的“陆权”，亦无不剑指亚细亚的心脏。
　　
　　　　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结构性矛盾在于：人口、生产能力主要集中在东部，市场过度依赖海外，而资源却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地区，若从黑龙江黑河到云南腾冲划一条直线（简称“黑－腾线”），该线两边的国土面积大体相等，但大约90％的人口和工业生产能力集中在“黑－腾线”以东地区，而一半以上的资源――特别是我国矿产能源的大部分，则分布在“黑－腾线”以西地区，而中西部地区的人口和工业加工能力所占比例不到10％。可以预见的是：中国正在进行的西部大开发，目标不仅仅是中国中西部地区经济的崛起，而且，它也将造成欧亚内陆核心地区的崛起，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将惠及周边，以和平、互惠、分享、合作的方式，真正将欧亚大陆联系起来。
　　
　　　　因此，首先是从我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来看，包括西部地区在内的“中国亚洲内陆边疆”，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而从“科学发展”的高度去理解这一战略意义，就是要认识到：一，只有全国一盘棋的发展，才能真正增加国家能力；二，只有维护民族团结，才能实现国家长治久安；三，只有切实和改善并解决中西部地区的民生问题，才能解决区域发展不协调；四，只有走新型能源和新型工业化道路，走注重科技生态的新型农牧业道路，才能做好中西部地区“后发先至”这篇大文章。
　　
　　　　从国际视野看，当前美国金融海啸、日本海啸与核泄漏、欧盟内外债缠身，这对我们倚靠欧美日市场的“两头在外”发展模式的影响，应该说是根本性的；而“海外”的市场既已严重受限，未来的市场也就在欧亚“大陆”，即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希望，首先便在于将中国的制造业向欧亚大陆延伸。过去我们对于欧亚大陆的投资，主要目标是确保能源的供应和安全，而未来的投资重点，则应该是加大制造业的投资，即从建立欧亚大陆“制造业一体化”的视野出发，通过振兴欧亚大陆的经济，来建立中国资本对国际制造产业链的控制，发展以中国为核心的全球生产体系，从而一举摆脱中国处于生产链最低端的“世界加工厂”地位。
　　
　　　　过去美国讲“太平洋时代”，我们也讲“蓝海”战略，这其实都是从发展“海外”市场的角度出发的，现在我们讲 “两条腿走路”，即在“走向蔚蓝”的同时，必须去拥抱、迎接中国的“欧亚大陆”时代的来临。
　　
　　
　　
　　　　2. 因为总是跟民族问题交错在一起，西藏、新疆和西部治理一直是很重要的问题。您认为，在化解民族矛盾、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这个角度来说，清朝有哪些仍然值得今天借鉴的经验？对我们今天的“内涵式发展”、“包纳式发展”，具有什么启示？
　　
　　　　我举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1791年，乾隆下诏《钦定藏内善后二十九条》，在西藏发行国家主权货币。这种银元一面刻有汉文“乾隆通宝”，一面是满文“煌煌明诏”，这是我国第一次发行国家主权银币，它在历史上的意义非常重大。
　　
　　　　1888年，康有为第一次上书清帝，即是《钱币疏》，其中指出：中国四百年没有国家主权货币，不得不依赖外国进口银元，因为中国所有之纯银（纹银）质软，不适合造币，故长期以纹银换取外国杂铜、铝之银元，从而，使得“纹银漏出外洋，于今四百年矣，非因鸦片而始也”。康有为首次上书，就是要求朝廷立即效法乾隆在西藏发行国家主权货币的举措：“廓尔喀通商，高宗纯皇帝令于卫藏铸钱，是银钱之铸，先帝早已创之，今宜恪守祖宗之法而推行之也”。即他主张效法西藏政策，立即在全国铸造和发行主权货币，以结束货币“失名、失实、失用”的状态。
　　
　　　　这表明：一些新的政策，包括货币金融政策，可以在边疆地区先行、先试，若行之有效，则可推向全国、乃至推向世界。这对于我们今天启示就是：我们未来对于中亚、西亚地区的贷款和投资，要争取进行人民币结算，这既有利于那些国家的经济发展，也会提高人民币的国际地位，也有利于对抗、治理国内的通货膨胀。
　　
　　　　第二个例子与此相关。魏源在《道光洋艘征抚纪》中指出：鸦片战争中袭我沿海的英军主力，实以印度孟加拉邦军队为主体，而英属印度，则与廓尔喀（今尼泊尔一带）有世仇，廓尔喀人英勇善战，众所周知，当今英国军队中最具战斗力者，即是廓尔喀军团（亨利王储，亦受训于该军团），而当时的廓尔喀曾知会驻藏大臣，说他们要攻击英属印度，协助清王朝抗击英印联军，使得英印“怀内顾忧，不能全赴中华”，但是，清朝廷因为翻译的原因，不明白廓尔喀所谓“迪里”者，即是 “英吉利”，竟没有对廓尔喀的请求作出答复。魏源指出，这种重大战略机遇的丧失尤其暴露出：道光之后，清王朝忘记了自己经营西部边疆的好传统，忽视了康熙、雍正和乾隆经营西部边疆的经验，从而没有看到内陆欧亚的“陆权”问题是实质，而东南沿海的“海权”则是表现，随后，李鸿章与左宗棠之间“海防”与“边防”的争论，则进一步表明清王朝已经丧失了“内陆欧亚”的空间视野。
　　
　　　　正是围绕着“内陆欧亚”这一世界上最大的大陆的争夺，方才把中国的西部地区推向了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因此，只有从内陆欧亚“陆权”的意义上，“海权”的作用和意义才会被发现和凸现出来，而孤立的强调“海权” 却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是短视的――这就是魏源和左宗棠的见解，当然，当年李鸿章的见解压倒了他们的正确意见，方才铸成了中国的近代不幸。
　　
　　　　当近代欧洲的海权似乎主宰了世界之时，英国的地理学家、帝国主义者Halford·Mackinder（1861－1947）就曾提出：所谓的“哥伦布时代”只不过是一个插曲，海洋对于陆地的重要意义只是暂时的，世界事务的支配力量，很快会转回欧亚大陆――即他所谓的“世界岛”，转到控制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的强国手中，历史证明，他的预见是很正确的。
　　
　　　　当然，这并不是说“海权”是不重要的，恰恰因为“海权”是极其重要的权力，所以我们才要善于利用这个权力，而善于利用权力，就必须懂得权力“对冲”的道理，所谓对冲，也就是要懂得“两头下注”的道理，中国只有既是海权大国，同时又是陆权大国，这样才能根据国际风云的变幻，随时选择有利于自己的发展模式，才会有立于不败之地的从容进退，说白了：强调陆权、强调欧亚大陆，就是要给中国争取海权加了一个保险，如果没有陆权这个保险，海权就搞不成，晚清的李鸿章等人，就是不懂得这个权力“对冲”的道理。即他对于权力的理解，除了对抗，就只懂得妥协，而不懂得什么是“对冲”。
　　
　　
　　
　　　　中国是多民族国家，民族团结不但关系国家稳定，而且，怎样描述汉族与少数民族、中原与边疆、华夏与四夷之间的关系，更是回答“什么是中国”这个问题的关键。我个人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恐怕没有人比欧文·拉铁摩尔讲的更好、更透彻的了。
　　
　　　　《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Inner Asian Frontier of China），是欧文·拉铁摩尔自1925年以来数次考察中国边疆过程中所产生的巨著。在这部巨著中，拉铁摩尔指出：所谓亚洲内陆（Inner Asian）并非只是中国朝贡体制的“外围”，亚洲内陆就是“中国的边疆”，真正把中国与外部世界分开的，并非长城这个“边界”，而是辽阔的“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拉铁摩尔指出：如何认识中国或者“中华帝国”，其关键就在于如何理解中国的“边疆体制”或者“边疆关系”，中国边疆体制与边疆关系的核心，乃是一种“互惠体制”和“分享关系”，这是问题的实质。当中原王朝愿意与边疆各民族建立互惠体制，并以“怀柔远人”的胸怀与各民族分享发展的成果和成就之时，那就会出现 “四夷来朝”的升平局面，出现中原王朝与边疆各民族“向心联合”的体制。在这个意义上，所谓的朝贡体制的“同心圆”结构的实质，揭示的正是一种互惠和分享的关系，这种互惠和共同分享发展成就的关系和体制，当然要比近代帝国主义貌似公平交易、实则掠夺榨取的“条约体制”、“条约关系”更为文明和先进。
　　
　　　　但是，一旦中原王朝失政、失去人心，它的突出表现，便是不肯与周边各民族建立互惠关系、不肯与他们分享发展的成果和成就，反而对他们加以掠夺、榨取和欺凌，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发生“反向迁徙”和“反式联合”，即中原人口向边疆流动，中原反抗者与边疆各民族结合，以至于通过这种联合推翻中原的统治者，从而再次重建中原与边疆间互惠的体制和分享式的关系。中华帝国的历史就是这种“向心联合”与“反式联合”的循环，它的逻辑便是中原与边疆之间互惠和分享关系的毁坏与重建。
　　
　　　　拉铁摩尔1937年在进行考察途中到达延安，与毛主席畅谈中国史地问题，1947年，他受罗斯福总统派遣，担任蒋介石顾问，1972年再次访华，受到周总理的宴请。拉铁摩尔出版于1939年的这部巨著，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指出了光明的方向，也为我们处理民族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参照，为我们今天所倡导的“内涵式发展”、“包容式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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